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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港澳大灣區,簡稱大灣區,是包括廣東省九個相鄰城市: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東莞、中山、江門、惠州和肇慶,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城市群。

自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於2019年2月發佈已來,社會各界均有不同意見和討論,當中包括醫療服務,居住民生的影響。

爭議

舊酒新瓶

早在21年前的1998年,就有內地學者提出建設「大珠三角都會區」,港府更在2004年成立「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」,到2009年1月發改委就發布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(2008-2020年)》,表明要香港是「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、物流、高增值服務中心」。[1]

國際城市地位動搖

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,揚言要將香港發展成國際大都會;第二任特首曾蔭權,提出「紐倫港」概念,把香港與紐約、倫敦相提並論。兩位特首縱然工作有多不濟,至少都有國際視野。

昔日與紐約、倫敦、新加坡等大都會爭長短的香港,從國際城市拉到和廣州、深圳、澳門同等水平的城市,現任特首林鄭月娥,甘願讓香港淪為內地其他省市一樣的地位,任由中央政府規劃、安排,還沾沾自喜,竟然說「非常興奮」,把香港人與香港的前途放在「中央的大灣區規劃綱要」這塊砧板上,任人魚肉。[2][3]

政治面子工程

極度喜歡引用習近平講話的特首林鄭月娥,引用習近平的「蘇州過後無艇搭」來形容今次《綱要》帶來的機遇,提醒港人要好好把握,大灣區規劃淪為習近平政治面子工程。 [4]

社會文化差異障礙未解決

彭博專欄作家Nisha Gopalan前日發表文章指,大灣區計劃只是政治炒作,無實際意義。

「香港是法治,內地是人治。人之間協調不了便辦不了事。」一直以來的香港與內地工作文化、社會制度以至政治及經濟結構上的巨大差異,正正是港澳融入的障礙,規劃綱要無提及如何解決有關障礙。香港法治及資訊流通都是吸引外商關鍵,但官方無提及如何保證在維護一國兩制框架下,能做到在「內地管轄權和法律框架下營造國際化、市場化、法治化營商環境」。[5]

「被規劃」

香港政府在大灣區「事事配合」,日後經濟產業、民生、醫療、教育、基建處處配合大灣區,這會影響香港的長遠利益,難以成為有競爭力的國際城市,失去優勢。而大灣區的規劃會令城市間有更多的資源和人才爭奪,但香港政府卻未有提出具體方案挽留人才。[6]

醫療福利

林鄭月娥早在擔任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期間,已採取放任的人口政策,令香港人口超負荷,社會在醫療、教育、社會福利和房屋均承受巨大壓力。

家庭團聚政策

林鄭月娥指,長者使用公立醫院的數字比其他年齡組別高,但單程證新來港人士的年齡中位數較香港人更低,可見單程證人士增加香港醫療負擔的說法並無準確基礎。

社工資歷互認

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表示憂慮,指本地社工註冊局一直也沒有與內地院校或機構建立資歷互認制度,不應因為一份《規劃綱要》而忽然建立一個互認制度。

另見

註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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